週五9月15日早上11點-中午12點EMS举行網上會議，會議的主題是: 氣候變化如何改變我們的生活。
參加本次會議的專家：
Hannah Hess，气候影响实验室副主任•Megan Mulli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卢斯金创新中心教员主任•
Jon Christense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米兰达分校环境叙事策略实验室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兼职助理教授
Megan Mullin，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盧斯金創新中心教員主任
Anais Reyes，紐約市氣候博物館高級展覽助理
今年，美國和世界各地都發生了極端天氣事件。我們知道，氣候變化帶來的不僅僅是氣溫升高和天氣模式改變：它有可能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甚至我們的信仰。
在種族媒體服務組織 (Ethnic Media Services) 的種族媒體簡報會上，我們將更深層的探討氣候變化及其更持久的潛在影響：社會影響或成本、公眾的反應，因為我們深度兩極分化的政治越來越受到氣候影響，甚至我們的精神生活，當我們努力應對自己在這場災難中的角色時。
氣候影響實驗室副主任Hannah Hess指出，降低排放的財務成本帶來了社會成本，要求決策者將資源從我們非常關心的其他目標上轉移，比如擴大經濟適用房，或投資於我們的教育系統。”
她說，總體任務是估計汽車尾氣排放等政策的新限制對社會的好處，並將其與汽車行業的成本和執行新規定的成本進行權衡。
然而，從長遠來看，無動力排放的社會成本更大，氣候影響實驗室對2099年全球氣候相關死亡率與GDP的預測表明，最嚴重的成本是健康成本。
例如，到2039年，死亡率預計將占加州GDP的1%，但如果高排放持續到2099年，該州某些地區的死亡率預計將至少達到5%。
另一個例子是，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高溫預測：從1986年到2005年，該市經歷了大約三周的高溫，氣溫超過95華氏度，到本世紀中葉，這看起來像是55天，將近兩個月的酷熱。這些溫度會加劇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並可能與藥物相互作用。
Hannah Hess說，如果我們不能扭轉氣候變化，氣候變化最重要、規模最大的後果就是生命損失。
囙此，她繼續說道，奧蘭多氣溫的升高導致與沒有氣候變化的未來世界相比，每10萬人中有19人的死亡率上升。就背景而言，這比車禍更致命，如今美國的死亡率為每10萬中有14人。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研究所兼職助理教授Jon Christensen表示，隨著氣候變化正在改變我們的環境，我們也在改變我們看待這種變化的管道，以及與之相關的自我理解管道。
他說：“人們對自然灾害的看法可能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 以黑死病為例：“14世紀，當黑死病在歐洲造成2500萬人死亡時，許多人認為這是憤怒的上帝的正義懲罰。氣候變化及其影響也越來越不被視為自然灾害，而是大自然對我們罪行的正義懲罰”
他說，氣候變化的概念“不僅僅是這個短語所標記的物理過程，而且和其他概念一樣，是由我們自己的敘事和價值觀决定的，我們講述的關於世界和我們自己的故事構成了我們的身份。”
他引用了前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傑裏·布朗的話，他“指出持續的乾旱是人們在社區和生活中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的事情。從這些故事中，他要求人們採取行動，將都市用水節約20%，他們做到了。我喜歡稱之為加州的管道：陽光明媚，有可能帶來世界末日。”
他指出，美國在氣候政策上的立場對一個人的整體政治身份具有獨特的中心地位，他說，那些相信氣候變化的人和那些不相信的人之間的兩極分化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化石燃料公司模仿煙草業方法的公關活動故意製造的懷疑。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盧斯金創新中心教員主任Megan Mullin表示：分歧是美國氣候變化政治最重要的特徵。在一個黨派兩極分化嚴重的國家，沒有什麼問題比氣候變化更能將民主黨和共和黨區分開來，隨著對氣候的影響越來越大，這種差距也越來越大。
儘管如此，她說，這種差距的影響正在發生變化：黨派分歧不再像幾十年來那樣轉化為政治僵局，當時多數黨聯盟的可能性基本上沒有意義，“民主黨總統在任時的行動將被共和黨繼任者推翻。”
她解釋了氣候變化導致共和黨和民主黨分裂的原因。
這一變化的一個原因是民主黨人自己對氣候行動的支持更加一致，這導致了藍州採取更大膽的政策。
她說，現時聯邦層面的例子包括《通脹削减法案》和“氣候緩解方面的歷史投資水准……極端高溫、海平面上升、乾旱和洪水的影響”。
她補充道，清潔能源擴張的未來可能在共和黨州，因為美國38%的清潔能源運營能力在愛荷華州、堪薩斯州、奧克拉荷馬州和德克薩斯州。
與此同時，共和黨人自己比民主黨人更容易受到預計的氣候變化影響。 囙此，即使是口頭否認氣候變化的共和黨領導人，例如佛羅里達州州長羅恩·德桑蒂斯，也在濕地和清潔水方面進行歷史性投資，以防止洪水。
此外，Mullin說，支持和反對更强有力的氣候政策之間的黨派之爭——無論是跨黨派還是共和黨內部——越來越多地是代際差异，而不是政治差异，不同政治派別的年輕美國人比老一輩更有可能錶達對應對氣候變化的興趣。
紐約市氣候博物館高級展覽助理Anais Reyes分享了美國跨社會支持氣候政策的基本觀點。
她引用耶魯大學和喬治梅森大學2020年的一項研究稱，66%的美國人擔心氣候變化，但只有五分之一的人經常聽說氣候變化， 從而創造了“研究人員所說的‘沉默的螺旋’。這創造了一個迴響迴圈，滋生了無所作為。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說政府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做得太少，但我們認為沒有絕對多數。”
她說：“在氣候變化問題上，這種虛假的社會現實使我們無法談論各種規模的解決方案。”。 “我們以藝術為切入點，推動這種對話，將人們與行動聯系起來，擺脫絕望，走向動力和能動性。”
她引用了視覺藝術家大衛·奧普戴克於2022年10月至2023年4月舉辦的“總有一天，這一切”展覽上的互動貼紙牆作為博物館如何反駁沉默螺旋的最新例子： “每張貼紙上都貼著不同的動作，比如投票或與朋友談論氣候行動，人們在最能引起共鳴的貼紙上寫字，然後把它們貼在牆上。最後，我們有成千上萬的貼紙從牆上溢出，進入博物館的其他部分，你可以看到每個人對氣候行動的個人承諾是如何產生集體的、成倍的影響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