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建明:近代基督教在華出版物的傳播狀况五、出

出版物的推銷效果 -- 影響愈來愈小，以至于鮮爲人知

儘管教會爲推銷基督教出版物做了大量工作，但效果幷不象傳教士期望的那樣理想。太平天國運動興起後西方傳教士以爲基督教在中國將有一個大的發展，英國牧師約翰·安杰爾·詹姆斯(John Angell James)向上海倫敦會印刷所預訂了100萬册《新約全書》，爲了趕時間，印刷所新安裝幾部大機器晝夜印刷，很快發出幾十萬册《新約全書》。

然而，傳教士發現幷非象原來所估計的那樣急需出版和發送上百萬册《新約全書》，于是速度减緩，以後幾年印成的書甚少。

1873年10月28日，出任美國代理駐華公使的傳教士衛三畏在給美國聖經會的信中也提到：“迄今爲止，由于不加區別地隨便亂髮《聖經》，許多本《聖經》被擲掉了”。“中國人幷非我們所假定的都能看得懂《聖經》。如果他們還不能理解《聖經》，就會把它抛在一邊。”

1922年5月，中國聖教書報公會在報告書中指出：“教會預備書籍，歷年以來，可稱已有成績，但尚不見流行全國。人人都說銷售一事，大不得法，所以不特中國不識字者，不能看見教會各書，就是識字者竟有終身不見教會一本書的。”

到了1948年，中華基督教全國第五届會議召開時，其情况仍然是：“基督教文字事業提倡多年，成績雖略有可觀，但關于布道文字之提倡，尚覺遲緩，教友對教會之認識，基督要道之瞭解，甚爲有限”。

一位教會人士在回顧1910—1950年期間的基督教出版事業時，對其工作狀况頗感不滿，他說：“這一盤散沙的出版單位，缺乏領導，不能合作，那裏是出版，簡直是做舊紙店的批發工廠，成千册萬册從印刷所買進來，不多時，成捆成擔的向舊紙行賣出去，或轉手分別向爛貨行集中，如此出版！如此推銷！如此四十年之基督教出版界！”。

天主教人士也提到：在北平、天津、上海或其它城市的書鋪和書攤上，是難得見到公教（天主教）出版物的，“實際在正式的新書市場裏，公教書是完全絕迹的。”

上述情形應當說是比較真實的。分析基督教出版物不能在中國普遍推銷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

1.中國從傳統上就是以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的國家，民間信仰普遍是多神崇拜，士大夫和老百姓都對基督教宣揚的唯一真神“上帝”等說教不感興趣，甚至認爲是旁門邪道；

2.在近代，基督教是倚仗西方列强的槍炮保護才得以在中國流傳開來，有的傳教士甚至在中國爲非作歹，中國人民對外來宗教和傳教士抱有抵觸情緒，對其出版物自然也不歡迎；

3.中國一般老百姓識字的人很少，婦女們幾乎全部是文盲，把《聖經》或其它出版物散發給他們以後，絕大多數人都看不懂，當然更談不上花錢去購買；

4.從書店方面看，經營一般書店的經理很少有基督徒，往往不肯代售教會的書。加之教會書價便宜，代售者無甚利益可圖。而教會辦的書店則有三種難處：一無本錢，二管事者不能始終其事，難免有回國更調等情，三利息太少，如無教會幫款，書店即不能持久。

5.從出版物方面看，適合一般中國人閱讀的作品幷不多，誠如天主教人士所說：“出版品的大多數，幾乎全是爲信友，或教理先生，以及中外司鐸們而編著的。內中只有極小的一部分，是爲教外人看的。可惜又是初期開教時的作品，至于現代著述，適合現代中國思想，討論現代中國問題的，真是稀而又少。”

基督教出版物在中國的傳播，其效果雖不令教會人士滿意，但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却是不容低估的。

事實求是地說，基督教出版物介紹的西方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等知識在鴉片戰爭前後至維新運動期間，對中國社會還是有較大影響的，受到了一部分進步知識分子和官吏的歡迎。

只是從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隨著社會的進步和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中國的出版發行機構也急劇增加，各種出版物競相出臺，基督教出版物的影響愈來愈小，以至于鮮爲人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