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李提摩太接任同文書會督辦之職，第二年改同文書會爲廣學會。由于全國各地反洋教運動的蓬勃開展， 李提摩太認爲在普通群衆中傳教收穫不大， 决定走向“上層”，調查中國社會中包括官吏、舉人、秀才和應試考生的讀者人數，對他所估計的44036人經常施加影響。其方法就是用文字宣傳改變他們的頭腦。

他在1899年3月給英國駐上海總領事白利蘭（Byron Brenan）的信中說：“英國有必要更多地控制主要的大學、主要的報紙、主要的雜志和一般的新讀物。通過控制這些東西和控制中國的宗教領袖， 我們就控制了這個國家的頭和背脊骨”。1905年，李提摩太草擬廣學會的計劃書，强調工作方針應指向文人學士，因爲他們將是社會上極重要的一群。

按照上述方針，廣學會做了大量工作。1888年9月，同文書會在全國鄉試時分發了2000册附有插圖的《格物探源》，其中北京、南京、瀋陽各500册，杭州、濟南各250册。將花之安著的《自西祖東》1萬份通過南京的傳教士分發給學生。還遵照蘇格蘭婦女會的指示，把一些聖經挂圖、彩色石印月曆、插圖福音書、卡片等交給傳教士，讓他們去轉送。

1891年向參加科舉考試的舉人散發了《中西四大政》5000本。還將《救世教益》一書贈給十個省的最高級官員。以後，廣學會仍派人在各都會每三年舉行一次的舉人試場上散發書册。1909年，分送給中國8個總督、18個巡撫書籍共38箱。

天主教人士也認爲，爲了推廣天主教讀物，贈送書籍是一個最有效的辦法。因爲許多人渴望獲得各方面的知識，“但若要他出錢購買，或許力有未逮；假如有人贈送給他，他必欣然接受。這爲宣傳教義與公教思想方面，也能收很大的效果。”

贈書也不是盲目的，而要考慮對象和效果。《中國聖教書報公會報告書》談到送書辦法時指出：“每年各埠各市，或每月，每鄉鎮的市期，或星期布道時，或搭篷講道時，或設影戲講道時，趁著這些機會，分送各小本及單張，皆極便當。

不過此等送書辦法，必須小心，不可使人糟蹋書籍。擇人而送，其不識字及無知無識婦女小孩等，皆不必送。或說常人無錢得書必不肯看，不久必要抛弃，此說亦甚有理。”天主教人士也提出要把贈送的目標限定于確能發生作用的機構，如公共圖書館，教外學校、報社雜志社等，或對別人最有影響的教授、記者、作家等。

當然，贈書受到經費的制約，教會向國內外籌款也幷非輕而易舉，同時送書過多還會影響到正常的售書。廣學會在1892年年報中說：“我們已經發出了要求經濟支援的呼籲，但是反應幷沒有我們想象的那樣熱烈。

因此，我們不得不大大縮减贈書的數量。……只有我們的資金增加了，才能考慮特別贈閱。傳教士還認爲：“若地方送書太多，即不易再售。不但如此，若因送書賠錢太多，在教會亦覺吃虧不起。

更有一層關係，教會書若賣的太賤，那末教友自己出版的書，亦難擡高價值，不能不受影響了。可見送書賣書兩法，雖然皆有好處，皆要小心做去”。有鑒于此，送書的數量必然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