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部份西方現代史研究尤其是媒體的歷史記錄片處理上﹐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相當苛刻。一九九五年，BBC播出了相當受歡迎的十字軍系列專題片，主播和自稱是半個中古史研究專家的TERRY JONES就把十字軍東征定位成專制，愚昧， 野蠻的戰爭，對付的是和平複雜的穆斯林世界。

在十字軍首次東征九百年的週年紀念時，一群來自西歐和美國的所謂基督徒，沿著十字軍東征的路線，一路向穆斯林和猶太人道歉。1999年，羅馬教宗若望保羅二世受到批評，因為他沒有就十字軍東征的歷史進行道歉。

有些學者質疑上述立場，認為這些對十字軍東征的批判，是建立在一個預設的觀點之上﹕十字軍東征是一場錯誤的宗教戰爭，而且是中世紀黑暗的產物。

因此，他們提出合理的疑問：為什麼希特勒進行的戰爭沒有被定位是宗教戰爭？為什麼基地組織本拉登進行的恐怖攻擊沒有被定位是宗教戰爭？因此，有學者認為，不能一味用現代 “政治正確” 的觀點來評論十字軍東征， 而是要回到中世紀的 “時空” 環境 ，全面的來探索十字軍東征的整體過程， 當然也包括當事人的政治觀和宗教觀。

有學者認為﹐在十字軍東征的當時，歐洲大部份基督徒真誠地認為東征是對抗基督和教會的敵人，是為了拯救中東地區的基督徒和重建聖地耶路撒冷。

其實﹐有關十字軍東征的這種爭論﹐可以追溯到歐洲宗教改革時期。德國的馬丁路德高舉宗教改革的大旗，批評十字軍是腐化的教皇權力的工具﹔而羅馬天主教廷則對此進行辯護﹐認為這是為保衛信仰進行的必要戰爭。

但是﹐這種爭論很快就被當時國際政治現實的形勢發展所中止。在伊斯蘭世界繼續向歐洲擴張的時候，十字軍就不可能被視為一個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關乎歐洲現實存亡的持續運動。即使是反對教廷的新教徒，他們也對奧突曼土耳其帝國的擴張感到憂慮。當時歐洲的共識就是﹕外敵當前，內部必須團結一致。

一直到十七世紀，奧突曼帝國向歐洲的擴張停止下來，穆斯林對基督教的威脅減弱，十字軍東征才能被作為一個歷史事件，而不是正在持續的保衛歐洲生存的運動得到重新審視和認識﹐客觀的研究才能展開。

1639年，英國學者湯瑪斯( THOMAS FULLER) 寫了一本相當受歡迎的著作： 。 他一方面基於當時的現實﹐, 強調土耳其是基督教國家和基督徒的敵人，一方面則質疑中世紀十字軍的政治和戰略智慧，謂十字軍是犧牲歐洲人的生命和財產去換取東方遙遠地方的一塊土地和一些聖物。

到了十八世紀，隨著歐洲工業革命的深化﹐經濟高度的發展﹐歐洲力量已經與穆斯林世界發生了根本的逆轉，回教的威脅基本已經解除，對十字軍東征的反省可以在一個更輕鬆及“置身事外”的學術環境中進行。再加上十八世紀的啟蒙運動，理性主義，反教權運動，宗教寬容，歐洲知識份子擺脫了宗教傳統的束縛﹐對十字軍東征的評價越來越苛刻。

啟蒙主義歷史學家愛德華( EDWARD GIBBON ) 就是當時具代表性的“自由派” 學者﹐他斷然宣稱﹐中世紀從整體而言﹐就是愚蠢，迷信，以及宗教狂熱的一個歷史“臭水池”﹐而十字軍現象正是野蠻中世紀人古怪表現的明證，這群被欺騙而無知的人跨過血染的江河，為的是要尋求可憐的“靈魂拯救”。愛德華在他那本著名的著作 中下了這樣的結論： 除了接觸到複雜豐富的東方文化之外，十字軍東征可謂一無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