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週知，吸煙有害，但是如果不考慮生命價值的話，煙民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

首先，煙稅奇高無比，政府可以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煙民們壽命短，為社會省下了一大筆退休養老金．醫療照顧費用和其它費用，如果光從增加社會財富的角度看，應該鼓勵吸煙才是。

但是世界各地政府對吸煙都是加于限制的，且投入大量的資金宣傳戒煙。顯然人的生命價值被置于金錢之上。

實際上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時，除了要考慮成本與產出，還要考慮風險控制。由于公共政策關乎人民的生命安全，政府困于財政上的限制，不可能無限制地擴大保護人民生命安全的界限。

比如不可能在每個家庭門口派一個警察站崗一樣，那麼所有的家庭就得冒遭受盜賊的傷害的風險。政府要做的是如何調派適當的警力維持治安，讓風險降到最小。

尋找生命價值與金錢之間的平衡點是公共政策制定中一個難題。之所以難是因為不同的政策制定者對生命價值．環境價值的評估不一，從而使得他們所制定的政策完全不一樣。

例如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不如民主黨人的共和黨政府，在評估環保時，門檻就很低。例如由哈佛大學風險分析中心負責人所帶領的機構，在評估一塊6000萬英畝的原始森林的價值時，認為其價值只相當于在其中建一條公路的投入，即不到三十萬元。顯然如果由環保人士了評估這塊森林的價值，又會天大的不同。

嚴重的是這種對生命價值認知上的偏見，反映在制定與人民生命安危有關的公共政策上時，要麼就是增加了社會風險性，要麼就增加了社會成本。

例如，美國最近出現了一例瘋牛病例，行政當局要做的決定是，是否要改變過去的抽查方式，改為檢查每一頭待宰的牛。如果按過去的方法，可以保證95%的牛沒有瘋牛病。但如果讓待宰的牛頭頭過關，當然就不會有人染上瘋牛症，但如此一來，每挽救每一條生命的價值達700萬元。